李玉尚:1949年之后新政权如何应对寄生虫病

发布时间: 2015-10-08 阅读: 加载中
  

  【编者按】

  近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消息成为热门话题,而伴随这一消息,“疟疾”、“中医”等也成为网友讨论的关键词。

  疟疾是寄生虫病的一种。寄生虫病当下似乎已被现代人遗忘,然而,历史上它也曾肆虐中国,甚至其影响不亚于鼠疫等烈性疾病。寄生虫病在中国有怎样的历史,是什么导致了寄生虫病的高感染率?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尚对疾病史颇有研究,就相关问题,李教授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

  澎湃新闻:寄生虫病似乎已被现代人遗忘,这是为什么?

  李玉尚:2009年日本京都的一次会上,青山学院大学的饭岛涉教授对我谈及这样一件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著名中国农史专家天野元之助曾对他说,研究中国农业史要注意农业环境,研究农业环境要注意寄生虫病。天野教授缘何对寄生虫病如此“情有独钟”?答案或许是,1926-1948年他作为满铁调查员,22年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当时已经衰败的中国农村和正在肆虐的寄生虫病,一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寄生虫病的流行区域和感染率大幅度萎缩或下降,人们对寄生虫病曾经造成的巨大危害慢慢淡忘。日本也是这种情况,如在天野教授曾经任教过的京都大学,寄生虫病研究室也在这几年被取消了。

  寄生虫病历史为现代人所遗忘,不仅仅是由于当下它的感染率已是相当之低。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他在目睹了省会云和的疟疾后指出:“我常说:鼠疫、霍乱、脑膜炎等急性传染病,只是流行一次,或死亡一次,而疟疾却是年年流行,年年死亡。鼠疫等病犹如烈火,人民不敢接近;疟疾则如缓水,人民容易接近,而易于玩忽。”对于开化而言,血吸虫病则是另外一种极为可怕的地方病,黄绍竑回忆道:“离开化城三十多里的某乡,那里有三千多亩的良田,都荒芜了,因为这种可怕的寄生虫——住血虫,就繁殖在那片广漠的水田里面。那附近村庄的人民,差不多都因患这种病而死绝了。”

黄绍竑,曾任浙江省主席 黄绍竑,曾任浙江省主席

  民国时期寄生虫病的肆虐从天野和黄绍竑两人的经历中或许可窥见一斑。从更久的历史来看,寄生虫病在改变历史方面,并不亚于鼠疫等烈性传染病,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传染病足可亡国的,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澎湃新闻:历史上主要的寄生虫病有哪些?

  李玉尚:中国过去有五大寄生虫病,即疟疾、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和黑热病。

  疟疾遍布中国各省,所以它的名称有很多,如 “发冷”(广东、广西),“瘴气”(云南、贵州),“打摆子”、“打皮寒”(四川、江西)、“寒热病”(江浙),“疟子”、“冷热病”、“打脾寒”(北方地区)。其发病多在“双抢”最忙时节,故江西有“稻谷黄,摆子上了床”之说,贵州亦有“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的民谣。

  疟疾流行之区尤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海南等地最为严重,西南和东南沿海诸省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瘴疠之区”,这也成为中原王朝在很长时间内不得不在这些地区实施羁縻制及土司制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国的疟疾防治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控制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血吸虫病被称为“大肚子病”或“水膨胀”,这是晚期病人出现的腹水现象。在其发病早期,又被农民称为“黄病”、“伤”或“麻痧”等等,因为“膨胀”病患者,往往在农忙以后,即相继出现发热下痢、无力等症状,他们以为这是因过度劳动而致的“伤”。根据1950-1980年代的调查,中国血吸虫病患者有1100余万,直接受到威胁的人口高达1亿。近年来,中国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病疫情又呈现扩散趋势,新流行区不断发现。 身患血吸虫病的病患 身患血吸虫病的病患

  钩虫病也是一种历史上感染甚广、危害人身健康和影响农业生产甚巨的疾病。农民把这种病称为“懒黄病”。在浙江湖州菱湖,也叫“黄胖病”,其典型症状是“黄”和“胖”,感染者没有气力,不能进行田间劳作,但特别嗜食,这是钩虫病严重感染时的情况。在浙江德清,此病被当地民众称为“湿热黄”,当地亦流行一首关于钩虫病的民谣:“一年生,二年胖,三年田地都卖光,四年不死拖去葬。”由于严重钩虫感染者无力劳作,故只能将田地卖掉。以前中国人曾被称为“东亚病夫”,与这种病的广泛流行实有莫大之关系。

  丝虫病这个病名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是很生疏的,但是这种疾病曾经流行非常广泛,尤以东南沿海省份和海岛地区为重。该病在民间的称谓有“大粗腿”、“大蛋”、“白尿”、“流火”、“红筋胀”、“大脚风”、“冬瓜腿”、“油水腿”等等。这些病名的由来,是因为患者腿粗脚大,腿脚红肿并发烧,另外某些部位皮肤变厚和粗糙,如同大象皮肤一样,故又称“象皮病”。从流传的一些民谣中可以反出映出此病的危害,如福建建阳县有“下洋下洋,气候不良,出了粗腿,到处凄凉”之说。

  黑热病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这种病在苏北淮海一带被称为“痞块肿”、“蝦蟆疳”。“痞块肿”是指脾臓肿大。该病患者以孩童居多,患者大多身体瘦弱和脾肿腹大,犹如鼓气的蝦蟆,故被称为“蝦蟆疳”。根据1935年姚永政的调查,苏北淮阴地区农村中82%的村庄流行该种疾病。根据1951年的调查,黑热病流行率约为万分之10~50,患者约53万人。

  如果历史上的感染率都如1950年代那样高,那么许多地区将是一片茫茫荒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说明寄生虫病是有“历史”的。

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分布图 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分布图

  澎湃新闻: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寄生虫病的高感染率?

  李玉尚:举四川的钩虫病来说,它的流行与当地农业结构相关。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使四川土著人口剧减,来自闽粤移民将番薯及其种植技术也带到了四川各地。乾嘉之际及其之后,番薯和玉米更向丘陵山地地区扩张。这一过程不仅表现在番薯和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上,还表现在玉米、番薯间种、套作制度的形成和施粪的增加。农民使用粪便的习惯使乾嘉之际后,四川钩虫病总的趋势是感染人群不断增加,感染区域不断扩大,终在1950年代达到最高峰。

  不仅如此,在以这两种作物为主要食物的丘陵、山地地区,由于营养水平不及稻区,造成钩虫病不仅在以这两种作物为主要粮食的地区有极高的感染率,而且症象严重,从而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到民国时期,有症象的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40%。在江南地区,最上等的桑田,也是钩虫病感染最烈的地方。明清以来,随着传统桑区植桑面积的扩大,钩虫病流行程度加强;另一方面,随着桑地的扩张,钩虫病在非传统桑区也广泛流行。在湖州德清、吴兴和长兴三县,三县全部人口的80%感染钩虫病,40%有临床症象,这和四川番薯净作区和番薯、玉米混作区何其相似!

江南桑田 江南桑田

  澎湃新闻:前面谈到寄生虫病是有“历史”的,能举例谈谈吗?

  李玉尚:这可以以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病为例谈。1950-1960年代初,长江流域许多县份的人群感染率尤其严重,不少县份感染率超过50%。1972年和1975年在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和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两具古尸中,都检出了日本血吸虫病虫卵,可以证明长江流域血吸虫病流行史的源远流长。如果历史上的流行程度与1950-1960年相似,那么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人口将不复存在,更不必说唐宋之后这一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回溯血吸虫病历史的时候,人们经常提及“千户之村”由于血吸虫病而毁灭,那么在“千户之村”的时代,血吸虫病一定没有流行或者散在发生。也就是说,长江流域血吸虫病的历史,一定是有“历史”的,经历了一次或数次散发、流行、大流行、停歇的变化。

  明清时代,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病呈现出散发状态,即局限在某些区域中。出现全流域内的大流行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在江南地区,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央政府不再如之前那样对江南地区的水利系统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兴起导致土地价格的下降和农业投入的减少。

  在洞庭湖地区,由于湖区的淤塞和对粮食的强烈需求,湖区的开发愈演愈烈,血吸虫病在濒湖地区集中爆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如同太平天国战争一样,战争双方关注的都是战争的维系,而非水利系统的修缮。国民政府疾病防治的重点,是急性传染病,而非慢性的寄生虫病。1949年前后,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五种主要寄生虫病形成100年来的流行最高峰,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最重要的卫生问题。

  澎湃新闻:1949年以后,新政权在治疗、应对寄生虫病上有什么举措?中医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李玉尚:新政权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治疗如此巨量的患者。据1950年代估计,浙江嘉兴县农村血吸虫病平均感染率达71.6%,全县有35万血吸虫病患者,酒石酸锑钾(纳)静脉注射是当时仅有的治疗药物,一个疗程需要20天。按当时医院的收治能力,全部患者治疗一遍需要100年。在治疗血吸虫病理想药物——吡喹酮问世之前,治疗血吸虫病主要采用锑剂疗法,只是这种疗法疗效低、疗程长、副反应大。

  民国时期政府试图废止中医,这对于中医影响甚大,不少中医因前途暗淡、生活困难而弃医转业,但中医仍有是卫生事业的主要承担者。由于并没有理想的治疗药物,在1950年代治疗寄生虫病中,中医疗法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发掘与实验。如浙江常山徐碧辉公开了祖传三代的腹水草秘方,以后,又发掘了不少民间草药和单方。至1956年,浙江发现的中医及民众的治疗药物已经有10多种。在浙江海宁同样如此,如1955年,海宁县黄湾乡的一位农民献出一种“活血龙”的草药,称是祖传秘方,对治疗“膨胀病”有特效。

  在治疗疟疾特效药的集体攻关中,中医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体现。中医组不仅从中医典籍中寻找线索,还在全国搜集单方、验方和秘方。1959年12月中医研究院油印出版的《疟疾史》,即是从中医典籍中寻找线索和经验的典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从历代医药记载中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进行实验,并受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的启发,成功提取了青蒿素。 《疟疾史》(油印本) 《疟疾史》(油印本)

  和寻找青蒿素一样,1950年代以来的中医医生和药学家也一直积极从中医典籍和各地民间药方中寻找治疗血吸虫病的理想药物,虽然其最终结果只是中医对于晚期血吸虫病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对于血吸虫病慢性早期患者的病原治疗并无有效之法,但他们的种种尝试和努力,体现了特定时代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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